李登輝[編輯]
| 李登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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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總統府官方肖像 | |||||||||||||
 中華民國第7－9任總統繼任、選舉：1990、1996 | |||||||||||||
| 任期 1988年1月13日繼任—2000年5月20日 | |||||||||||||
| 行政院院長 | 列表 | ||||||||||||
| 副總統 | 李元簇 連戰 | ||||||||||||
| 前任 | 蔣經國 | ||||||||||||
| 繼任 | 陳水扁 | ||||||||||||
| 多數票 | 列表 | ||||||||||||
 中國國民黨第2任主席 | |||||||||||||
| 任期 1988年1月27日—2000年3月24日 代理：1988年1月27日－1988年7月8日 | |||||||||||||
| 副職 | 列表 | ||||||||||||
| 前任 | 蔣經國 | ||||||||||||
| 繼任 | 連戰 | ||||||||||||
| 中華民國第7任副總統 | |||||||||||||
| 任期 1984年5月20日—1988年1月13日 | |||||||||||||
| 總統 | 蔣經國 | ||||||||||||
| 前任 | 謝東閔 | ||||||||||||
| 繼任 | 李元簇 | ||||||||||||
 臺灣省政府第11任主席 | |||||||||||||
| 任期 1981年12月5日—1984年5月20日 | |||||||||||||
| 前任 | 林洋港 | ||||||||||||
| 繼任 | 邱創煥 | ||||||||||||
.svg){kind=small} 臺北市（院轄市）第4任市長 | |||||||||||||
| 任期 1978年6月9日—1981年12月5日 | |||||||||||||
| 前任 | 林洋港 | ||||||||||||
| 繼任 | 邵恩新 | ||||||||||||
| 中華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 | |||||||||||||
| 任期 1972年6月1日—1978年6月1日 | |||||||||||||
| 行政院院長 | 蔣經國 |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 別名 | 岩里政男 | ||||||||||||
| 出生 | 1923年1月15日[註 1][1] 日治臺灣臺北州淡水郡三芝庄新小基隆字埔頭坑源興居（今新北市三芝區埔坪里） | ||||||||||||
| 逝世 | 2020年7月30日（97歲） 中華民國台北市北投區臺北榮民總醫院[2] | ||||||||||||
| 墓地 | 中華民國新北市汐止區國軍示範公墓特勳區 | ||||||||||||
| 國籍 | 大日本帝國（1923年－1945年） 中華民國（1945年－2020年） | ||||||||||||
| 政黨 | 無黨籍 （2001年9月21日起） | ||||||||||||
| 其他政黨 |  中國共產黨（1946年－1947年，1947年－1948年）[註 2] 中國國民黨（1971年－2001年9月21日開除[註 3]）  台灣團結聯盟（精神領袖，未入黨[註 4]） | ||||||||||||
| 配偶 | 曾文惠 （1949年結婚—2020年結束） | ||||||||||||
| 兒女 | 1子2女，包括：李安妮（女） | ||||||||||||
| 父母 | 李金龍（父） | ||||||||||||
| 親屬 | 李登欽（兄） | ||||||||||||
| 職業 | 教師、政治人物、畜牧業者、農業改良學者、生技學者、經濟學家 | ||||||||||||
| 專業 | 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生物科技 | ||||||||||||
| 宗教信仰 | 基督新教歸正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大日本帝國 | ||||||||||||
| 服役 |  大日本帝國陸軍 | ||||||||||||
| 服役時間 | 1944年－1945年 | ||||||||||||
| 軍階 |  少尉 | ||||||||||||
| 參戰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
學歷 | |||||||||||||
經歷 | |||||||||||||
| 漢語名稱 | |||||||||||||
| 正體字 | 李登輝 | ||||||||||||
| 簡化字 | 李登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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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名稱 | |||||||||||||
| 漢字 | 李登輝 | ||||||||||||
| 假名 | り とうき | ||||||||||||
| 日語羅馬字 | Ri Tōki | ||||||||||||
| 日語別稱 | |||||||||||||
| 漢字 | 岩里政男 | ||||||||||||
| 假名 | いわさと まさお | ||||||||||||
| 日語羅馬字 | Iwasato Masao | ||||||||||||
| 歷史假名遣 | いはさと まさを | ||||||||||||
| 英語名稱 | |||||||||||||
| 英語 | Lee Teng-hui | ||||||||||||
李登輝（1923年1月15日—），中華民國農業學者、政治人物，曾任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主席。在臺灣日治時期出生於臺北州淡水郡三芝庄，為福佬客，即改說台語的原客家族群。李登輝是第一位出生且成長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元首及首位臺籍中國國民黨主席，亦在1996年成為首位全國公民直選產生的總統。李登輝在12年的總統任期內進行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統稱寧靜革命，因此被外界認為是落實臺灣民主化之重要推手[3]。
生平
[編輯]早年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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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編輯]李登輝在臺灣日治時期的1923年1月15日生於大日本帝國臺北州淡水郡三芝庄下的埔頭坑聚落（今新北市三芝區埔坪里）的「源興居」，屬閩西汀州府永定縣客家人後裔。但家族遷居三芝後以台語為母語，成為福佬客家人。
李登輝家庭富裕，祖父李財生開雜貨店，為當地的仕紳，也是保正（今里長），勤儉治家，對兒孫管教甚嚴；祖母名叫楊妹，與李登輝感情甚好。父親李金龍日治時期擔任便衣警察，為人豪邁，以民主方式對待晚輩，喜歡應酬、飲酒，臺灣戰後時期也擔任過兩屆台北縣議員[4][5]。母親名為江錦，身高170公分，李登輝戽斗長相、魁梧身高皆遺傳自其母[6]。
1940年臺灣總督府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其中包括變更姓名的改姓名運動。因兄長李登欽的要求，李家全家改用日本姓名，李金龍改稱「岩里龍男」（日語：岩里龍男／いわさと たつお Iwasato Tatsuo ?），李登欽改稱「岩里武則」，李登輝改稱「岩里政男」（日語：岩里政男／いわさと まさお Iwasato Masao ?），[7][8][9]。李登欽（岩里武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從軍，至菲律賓參加太平洋戰爭，與美軍交戰陣亡，奉祀於日本靖國神社內。
母親江錦在李登欽死後，以淚洗面，日夜號哭，數年而卒，而後李金龍再娶續絃「陳伴」，生李炳楠。李炳楠1950年出生，比李登輝小27歲，和李登輝的兒子李憲文同年，長大後從事貿易，是佛教徒。由於李金龍生性豪爽，喜歡旅遊、飲酒、應酬，不願意讓李登輝每天等他夜歸，通常是與李炳楠同住於臺北市仁愛路。[10]
李登輝之妻曾文惠是淡水郡大地主女兒，比李登輝小三歲。李登輝表示，「我太太她們家的土地是當時淡水郡內最多的，是年收三千石粟仔（稻穀）的地主，有幾百甲的土地。」曾文惠祖父文學造詣不深，需仰賴李登輝祖父的文筆，兩家故有世交，「有名的李家」次男娶「有錢的曾家」次女，也成為當地津津樂道的事。[11]
李登輝少年時篤信佛教，研修禪宗、淨土宗，也參拜臺灣民間信仰的神祇，尤其淡水郡流行的媽祖、清水祖師信仰，在青年時期接觸唯物論後轉變為無神論者，後來因妻子曾文惠的介紹，開始研究基督教，成為慕道友，經過研讀五年《聖經》之後，決定信仰基督新教，1961年受洗。[12]
李登輝與曾文惠育有一子兩女。唯一的兒子李憲文為記者，1982年病逝，身後留下一女李坤儀。長女李安娜，曾任東海大學企管系教授，夫婿黃循武是一位知名醫師，女黃怡寧、黃怡丰，都負笈美國。次女李安妮，長期參與婦女運動，現為臺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丈夫賴國洲在陳水扁執政時曾任台視董事長[13]。
求學時代
[編輯]由於家境不差，加上其父李金龍的重視，李登輝接受了相當完整的教育，小時候在三芝天后宮附設的私塾學習漢文，但老師其實是只是以日文發音來誦讀《論語》跟《孟子》等《四書》[14]；因為其父李金龍為刑警，職務調動頻繁，因此李登輝也跟隨父親不斷地搬家和轉學。從6歲到12歲之間，先後在汐止公學校、南港公學校、三芝公學校、以及淡水公學校等四校就讀過，因為一直轉學而交不到好朋友，所以只好一直埋首書堆，最後，李登輝於淡水公學校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畢業[15]。
李登輝曾經投考公立中學，但因為當時保障日本本土學生名額，錄取臺灣本島人學生極少，每次招考五十名新生，通常只有一名台灣人可以就讀，於是李登輝兩度名落孫山，先在私立臺北國民中學（今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就讀一年，後於1938年在淡水公學校校長的推薦之下，轉學至淡水中學二年級就讀。李登輝日夜苦讀，幾乎各科成績都是排名第一，除了課內書，他還讀《古事記》、《日本書紀》、《平家物語》、《源氏物語》與本居宣長的《玉勝間》等，也讀了不少江戶時代文人的筆記[16]，同時李登輝篤信佛法，他母親喜愛禪學，每天坐禪，他那時就跟著母親打坐[17]，還研讀《金剛經》，他說：「十四、五歲時開始坐禪、修行。那時候，我是相信唯心主義的，試圖從佛教中尋找克服自我的力量。」[12]
1940年，李登輝大哥李登欽受到皇民化運動的感召，決定讓全家改用日本姓「岩里」，可能是「龍巖李氏」的暗示，李登欽改名「岩里武則」，李登輝改名「岩里政男」。李登輝說，改姓「里」這個字留下了「李」這個音，很多姓「李」的都改成「岩里」、「小里」、「北里」等等；「岩」是因為李家來自福建龍巖。李登輝並不是很想改名，他說：「其實我當時的感覺，也不是很稀罕改名（這件事）。」[18]
1941年，李登輝沒有讀完中學五年級，在四年級時，就直接「跳考」高等學校，高等學校可以直升日本帝國大學，非常有價值[註 5]，李登輝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後，成為淡水中學第一個考上高等學校的人，因此在淡水與三芝都造成轟動。人人都知道「四年忠班班長李登輝，跳級高等學校」，高等學校時代，李登輝就透過魯迅的《阿Q正傳》及《狂人日記》還有郭沫若的書，幫助他了解中國，由於未受過現代中文教育，因此讀的是日文翻譯本，李登輝坦言到這些書的影響不小。[19]:366此外他還讀遍了西方名著譯本，包括英文、法文、義大利文與德文名著。如哥德《浮士德》、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盧騷《懺悔錄》、但丁《神曲》、馬基維利《君王論》與《李維論》、薄伽丘《十日譚》等。另外尚有哲學、倫理學、歷史學、生物學、科學等不分領域的書籍。畢業時，就擁有七百多本岩波文庫的書。並自言其人生觀受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和辻哲郎《風土》、倉田百三的《出家人及其弟子》、哥德《浮士德》及《少年維特的煩惱》、杜斯妥也夫斯基《白癡》等書的影響。之後讀到湯瑪斯·卡萊爾的《衣裳哲學》時，對其意涵心領神會。[20]:44-46李登輝自認，影響他人生最大的三本書，是《衣裳哲學》、《浮士德》、《出家人及其弟子》[21][22]。為了看書，李登輝走遍全台北市的書店及圖書館，偶然在台灣總督府圖書館裡發現新渡戶稻造的《講義錄》，讀後對於生死觀之疑問得到化解，並開始敬佩新渡戶稻造，基於對其攻讀之農業經濟領域，因而決定就讀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20]:46-47。
1943年9月，李登輝畢業於台北高等學校，同年10月，他沒有讀1928年創立的台北帝國大學（今天的台灣大學），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系就讀。李登輝本來想讀的是歷史，選擇農業經濟的理由，根據他說，一方面，他在小時候看到佃農的辛苦，想為他們打抱不平；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受到高等學校歷史老師鹽見熏的影響。談唯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談中國歷史，使他深受影響。為了想把農業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結合，他選擇農業經濟作為人生的研究目標[23]。大學選科時，原本打算攻讀西洋史，但是受到中國史老師鹽見的潛移默化，李登輝毅然改學農業經濟，嚮往有一天能夠到東北（時稱滿洲）協助解決中國問題，因為中國問題最大的關鍵就是農業問題，如何讓所有中國人都吃得飽[19]。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處於膠著狀態，京都帝國大學校內日本學生所剩無幾，文科的學生也幾乎全被徵去軍訓。這個時期的李登輝，一方面為日益短缺的食物問題發愁，一邊只能自己學習「農業簿記」，或研讀河上肇或馬克思等社會主義相關書籍。李登輝自己這樣表示：「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複讀過好幾遍。」由於對西方經濟學的著作涉獵廣泛，藍博洲如是評論這個時期的李登輝：「顯然地，這時候的青年李登輝，已經通過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不但使得他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壓過了對自我哲學的迷戀，而且決定將這樣的『解放哲學』付諸實踐吧！」
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形勢惡化，文科學生軍訓完畢也被遣外出征。先經大阪師團（第4師團）徵兵檢查第一乙種合格入伍通過。1944年、李登輝在短暫地回台灣高雄接受基礎訓練之後，再回日本習志野（豐橋第二）陸軍預備士官學校（日本陸軍預備士官第11期生、校長島田惠之助少將）砲兵科學習、任命為見習「士官」[註 6]。結訓後擔任舊日本陸軍少尉，李登輝申請為前線的步兵，日本軍官問他理由，他說：「想要與死亡來場較量！」[12]但軍官認為文科的大學生，不適合衝鋒陷陣，將他分發為砲兵，發配名古屋高射第2師團高射砲第125聯隊，聯隊長為大中正光中佐。[24]
在名古屋迎接終戰的李登輝，講述了1945年3月10日東京大轟炸及3月12日名古屋大轟炸所造成的損害及戰況。是時對夜襲名古屋及其「飛機製造中心」（千種區的三菱發動機大幸工場）的317架美軍B-29轟炸機，李登輝所部操作高射砲奮戰迎擊（此役14架B-29遭擊落）[25][註 7]。而其兄李登欽，加入日本海軍海兵團，擔任上等機關兵，於馬尼拉戰役中陣亡。[26]
1946年春天，因為日本二戰投降，李登輝恢復漢姓，也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27]:283。李登輝在1946年1月從九州搭乘客貨輪米山丸（Yone Yama Maru）隨同高座少年工返回台灣，進入由台北帝國大學改組而成的國立台灣大學就讀。[28][29]他搭上美軍貨輪「自由輪」扺達基隆港，甲板上台灣人批評國軍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體格差，軍容完全不如威武剽悍的日軍；他突然插話對大家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27]:283-284
1946年9月，本省人創辦的臺灣的第一所私立大學「延平學院」成立，二二八事件後遭牽連而被迫停辦。1948年9月以「延平補習學校」（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前身）之名先行繼續辦學，時任合作金庫研究員的李登輝、及洪遜欣（後曾任司法院大法官）、許遠東（後曾任中央銀行總裁，1998年遭遇空難身亡）、與邱永漢（後為旅日文學家與實業家）等臺籍菁英均曾應聘任教[30][31][32]。
1946年夏天，政府宣布所有由日本的帝國大學回到臺灣的學生，可不經考試進入國立台灣大學。李登輝也進入臺灣大學就讀。當時李登輝與同樣自日本帝國大學肄業的彭明敏（當時就讀政治系）、楊鴻游為臺大最好的朋友[註 8]。當時三人每個禮拜都會聚餐一次。彭明敏回憶當論及時政時他談台獨，李登輝則批評糧食局長李連春以「肥料換穀」政策，剝削農民太甚，但似對政治較無興趣。畢業後，彭明敏出國留學後返臺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李登輝出任農復會技正，三個好友還是常聚餐。當1964年彭明敏「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前夜，三人還在楊鴻游家吃飯[33][19]:86
在台大就讀時，李登輝和4位青年共組「新民主學會」，他們希望能成立全校性的台大學生會。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遭到美軍強姦。案情被曝光後李登輝聲援沈崇並組織示威遊行。[34]
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爆發。據李登輝之弟李炳楠的說法，當時李登輝住在長安西路到迪化街一帶，國軍在路上無差別殺人，亂掃射，李登輝差一點被子彈打到。李登輝演講時則說當時他有很多朋友受害，李登輝也真的差一點被抓去槍斃，只好藏身友人何既明家的米店二樓，僥倖逃脫[35]。李登輝非常氣憤，一度想加入二七部隊。[36]
李登輝在自己的著作中，對自己和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有以下這樣的說明：
| “ | 或許有人會問，當時我在哪裏？事實上，當時我也是被鎮壓的對象之一…… 生為台灣人，既對台灣的未來充滿使命感，也對於學習農業政策懷抱著滿腔熱誠，正值年輕的我，怎麼可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還不問世事，閉門苦讀？ | ” |
| ——《台灣的主張》第49頁 | ||
1949年，李登輝從台大農經系畢業，並留在學校當講師，並被安排到臺大在霧社的山地農場，當農場場長（現農場已移至清境農場上方），當時李登輝主要研究山地農業。不久，他與淡水曾姓大地主之女、兩家在祖父輩是世交的曾文惠（基督徒）相親結婚，她畢業於當時的臺灣省立臺北第二女子中學（今中山女高）。曾文惠對李登輝發揮不小影響，其中非常重要的，是透過曾文惠家世，李登輝與台派大家族連結，獲得擔任總統時，極為重要的支持力量[37]。
李登輝曾表示在22歲之前（1945年，此指日本二戰投降前）仍屬日本籍（參見住民去就決定日）。自認「不否認自己也是中國人，但是中國人長期以來非常可憐，不是被人管，就是被人欺負，不然就是被上面的壓制，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原本應該照顧最基層的人民大眾，但卻同樣玩著少數權力的統治。」還說，「我不曾批評國父孫中山先生，也不曾批評過左派的優秀中國思想家，但是中國的文化、生活、歷史觀應該要徹底改變。」[19]
共產學會
[編輯]2004年，《紫荊》、《軍事歷史》等雜誌的記者先後採訪了當年中國共產黨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的成員吳克泰和徐懋德。吳克泰稱，1946年9月李登輝曾由他引薦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8月底吳克泰聽說李登輝申請退黨，前往勸說無效，李登輝的理由是「黨內不純」、「有人有野心」。之後時任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的蔡孝乾批准了李登輝退黨，雙方互相承諾保守秘密。除這次入黨經歷以外，李登輝還曾於1947年夏天與多位有志青年包括陳炳基、李薰山、林如堉等人組織「新民主同志會」，並於同年年底隨該組織成員集體加入中共（可能由於保密協定未公開反對，從而第二次加入中共），之後於1948年夏天以「共產黨員不自由」為理由再次申請退黨，由上級徐懋德批准，並且再次承諾保守秘密[38][39][40][41]。
2008年，李登輝在其自評為「所有內容沒有加油添醋，都是事實」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中承認自己曾經參與組織「新民主同志會」，並隨著該團體於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於1948年退出，但李登輝否認吳克泰說的「二進二出」[42][43][44]。2013年，李登輝表示自己曾加入「新民主同志會」，但該組織被共產黨吸收之後，他本人覺得情形並不理想而宣布退出；當他被媒體繼續追問時，表示並不是宣布自己「沒有加入過共產黨」[45]。2014年，李登輝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時訪問時再次講述了自己組織「新民主同志會」並被共產黨吸收的歷史，並且再次否認曾「二進二出」，隨即被負責採訪的BBC中文總監李文總結為「從未加入共產黨」，李登輝對此說法沒有表態[46]。2015年，李登輝在與魏德聖的對談中，則表示自己不曾加入共產黨兩次[47][48]。
留學美國
[編輯]1950年，長子李憲文出生。李登輝遭到警備總部逮捕並拷問，經過李登輝之父李金龍尋找有力人士出面，李登輝才獲釋，一說是透過徐慶鐘找蔡培火為李登輝作保。情報大老谷正文則說警備總部本來就沒有想要抓李登輝，只是找他來釐清案情，而李登輝一無所知，警備總部比較想抓的是「嘉義縣同名的李登輝」，而非「臺北縣的李登輝」。
1952年，李登輝獲得中美基金獎學金，首次赴美國進修，同期赴美的有水產部門的楊基銓、工程部門的高玉樹、公共衛生部門錄取的許子秋等三十六名臺灣籍青年，李登輝到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1953年取得碩士學位，同年自美國返回台灣，擔任台灣省農林廳技士及經濟分析股股長，同時也在國立台灣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擔任兼任講師的工作。[49][50]
之後，他又陸續轉到合作金庫以及中國農業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就職，擔任研究員。由於農復會享有美援，待遇相對優渥，李登輝因此在該機關服務12年。在這期間，他曾經於1960年被警備總部會同調查局約談，未經判決就被拘留四個月半。當時農復會的負責人沈宗瀚委託蔣彥士向情治人員交涉，後來無罪釋放李登輝。
1961年，在臺北市召會（俗稱「臺北教會聚會所」）受浸。在此之前，李登輝因為曾文惠的推薦，已經研讀《聖經》五年，並跑遍全臺北市各地的基督教會。
1964年，獲得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以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李登輝預備前往康乃爾大學攻讀農業經濟博士[51][52]。過境日本東京時，因與王育德大哥王育霖認識，他前往王家拜會，也因此曾見到黃昭堂。當時，王育德、黃昭堂皆是台灣青年社（日本獨盟前身）的成員。
1965年，李登輝到達康乃爾大學。在美國期間，與黃文雄[註 9]交往甚密。
1968年，李登輝取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獲美國農學會全美傑出論文獎，同時也在1971年由康大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53][54]。李登輝在1968年提出論文以後，立刻返國，回國後被聘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兼農復會技正。
李登輝學問淵博，在基礎教養階段深受日本教育的影響，並鑽研禪宗、淨土宗與武士道，也接受西洋各國的政治哲學，青年時接觸了德國、俄國的馬列主義，學術上則以在美國所受的高等教育為最高成就。美國文化與基督信仰，對於其思想和決策之形成亦有高度影響。在這個時期，李登輝也開始研讀柏楊的著作。
從政時期
[編輯]李登輝1971年正式加入國民黨前曾到農復會工作，他形容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1970年，聯合國開發總署東亞支部邀請李登輝到曼谷主講農業經濟問題時，蔣經國已同意。但李登輝的護照遲未核發，又遭到警備總部來拘捕李登輝。第一天被訊問了十七個小時之後，請回家中。接下來，每天都被請去警備總部，連續訊問了好幾天。因為這次事件的發生，時任農復會長官沈宗瀚在1971年8月將李登輝以農業問題專家的身分介紹給蔣經國。王作榮則說，他曾向經國先生陳報，李登輝被捕讓他意外。王作榮說，「原因我早已知道一點，我之所以仍然推薦李登輝與我同行，是我一向知道部份情治人員會小題大作，時常冤枉好人，逼人造反，我願意承擔責任。」後來王作榮直接上書蔣經國，稱李登輝「為一難得之本省籍人才，重用之不遑，如何又以限制其出境這種無用手法，製造敵人。」結果上書不到一週，「李登輝出境之事即獲批准」。
除了王作榮與沈宗瀚之外，當時蔣經國正要進行農村改革，加上李煥、李國鼎、王昇等向蔣經國推薦，李登輝於是獲得蔣經國的注意[55]。剛接掌國民黨權力的蔣經國正準備組閣，接掌最高行政權力，十分賞識李登輝，希望李登輝加入國民黨，但李登輝一直不願意。王作榮告訴李登輝，學者無法實現理想抱負，如果要實現理想抱負，就要從政，如果要從政，一定要加入國民黨，因其言詞剴切，李登輝於是同意。同年10月，在王作榮的介紹下，李登輝正式加入了國民黨。
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李登輝以政務委員入閣，成為當時中華民國最年輕的閣員，年方49歲。
獨派大老辜寬敏說，1972年辜寬敏回台後，蔣彥士邀請在在台北市餐敘，李登輝當時直言：要臺灣獨立，才會有將來。日後出任中央銀行總裁的梁國樹也同意；時任臺大校長孫震說原則上同意，只是他是外省人，態度必須保留[56]。
李登輝以農經專長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自此之後六年。這時李登輝認為運作25年、對農村影響甚大的「肥料換穀」制，根本是變相向農民加稅，最後李登輝將「肥料換穀辦法」廢除，並獲得蔣經國的讚賞。
李登輝在《百日追思感言》中，記述這樣幾句話：
李登輝建議「保護農地」、「農民免稅」、「農業機械化」、「廢除肥料換穀」等，當時蔣介石認為會影響國家稅收，不願同意，但蔣經國以閣揆的身分，不顧蔣介石的反對，照單全收。李登輝直言，蔣經國思想開明，是真心為台灣人做事，「跟老百姓站在一起」，不像蔣介石只重視軍備，不重視民生疾苦。
台北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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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蔣經國任命李登輝為台北市市長，原市長林洋港調升為台灣省主席。李登輝認為西區已經飽和，在擔任台北市長的這三年期間，推動將市中心移至臺北東區，還標榜「郊區、市區均衡發展」為原則，推行都市更新計劃，並且遍造國民住宅，也廣設公園，推動市景綠化。李登輝也建立台北市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台北市資料處理中心，精進市府能力。為了解決缺水問題，李登輝與臺北縣縣長邵恩新合作，在臺北縣文山地區興建翡翠水庫，成立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由臺北市政府管理。
李登輝任內執行綠化、美化，開辦建國花市，推動木柵觀光茶園，把木柵貓空地區打造成臺北市的休閒勝地，市民週末可以到那邊喝喝茶、吃鄉村菜，就像是「臺北市的後花園」。李登輝辦理木柵動物園遷建案土地徵收，居民抗爭很厲害，但李登輝還是不畏艱難，努力想辦法與拆遷戶達成共識。[58]
李登輝推動「禁行機車」政策，因不受支持而失敗。[59]
台灣省政府主席
[編輯]1981年，李登輝由台北市長調升台灣省政府主席，原台灣省主席林洋港調升為內政部長。在省主席任內，他提倡「八萬農業大軍」，來輔導一般農民，所謂「農業大軍」，是當時臺灣農地約有80萬公頃，李登輝規劃每10公頃左右的農地，就找一位有組織能力、有農業技術，精通產銷的農民，進行分區集訓。[58]並培養「核心農家」，同時處理二重疏洪道的糾紛。他在省主席期間「引進區域發展觀念，促進農業改革及城鄉的平衡發展，同時運用他的農業專業知識，推進稻田轉作，改進農產品運銷」。
1982年3月，李登輝兒子李憲文鼻咽癌過世。
中華民國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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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15日，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二中全會獲推選為總統候選人後，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在提名書中，蔣經國寫到「少時即痛心邦國為日人侵凌，富有民族意識」。
1984年2月16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
1984年3月21日，蔣經國經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七次會議選舉為第七任中華民國總統，得票數1,012張，得票率95.11%；翌日，李登輝被選舉為第七任副總統，得票率82.05%；任期六年。
繼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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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3日，時任國民黨主席及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1月27日，李登輝成為代理黨主席，至7月正式出任黨主席，成為首位臺籍國民黨主席，也是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由臺灣本省人擔任總統，然而，這樣的發展令許多外省人不滿，由此國民黨當中由外省派系和本省派系之間所引發的鬥爭正式浮上檯面。
他在繼承總統職務之初曾受國民黨外省派系壓迫，但他以基督教信仰勉強支撐。李登輝曾在中山樓文化堂以《聖經》教導所有高官及高級將領和國大代表，並且在1994年4月接受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自比為《舊約聖經》中帶猶太人逃離埃及高壓統治的領袖人物——有著耶和華神祝福的領袖摩西。
李登輝和蔣經國少年時期皆信奉佛教與民間信仰，青年時代曾接觸過共產主義思想，閱讀過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兩人都間接或直接經歷過共產黨組織，但隨後都因理念相背而離開，年紀較長後成為基督徒，背景極為相似。李登輝學歷高，能力強、為人聰明，恭敬有禮，行事謹慎低調，沒有班底，也不結交元老重臣，相對於鋒芒畢露，內外盤互的林洋港而言，李登輝更得到蔣經國賞識和歡心，於是得以受到蔣經國多方提攜教導。李登輝擔任國家元首之前的兩年，亦即蔣經國生命的最後兩年，面對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和澎湃之民情，蔣經國逐步推動各項政治改革，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織政黨與辦報。
1989年4月7日，李登輝總統任內，支持台灣獨立的異議人士鄭南榕為抗議政府對言論自由的箝制而自焚。後來李登輝持續推動修法促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也下令釋放兩蔣時代因政治因素遭無限期軟禁的人，如張學良、孫立人。
1989年6月4日，中國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李於當晚發表聲明：「中共所採取毫無人性的做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登輝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1990年2月，中華民國爆發二月政爭。7月，李登輝召集朝野各黨派，開「國是會議」，徵求各界意見作為憲政改革參考，配合是年野百合學運之學生運動的要求，解決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退職之問題。
日後李登輝曾回憶，1990年春節前後這段時間。他因為精神壓力大，而在許多夜晚都無法安心睡不著覺。想起了埃及總統沙達特的故事——沙達特繼任總統之初經常睡不著，三更半夜仍在寢室走來走去不睡。沙達特的妻子看了就問：「你怎麼了？」沙達特回答：「我想起納瑟這二十年所發生的事，睡不著。」沙達特的妻子說：「忘掉納瑟，想想你自己的事。」李登輝以此故事，比擬當時他的心境。[19]:76-77
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獲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為中華民國第8屆總統，開始完整任期（此前是繼任蔣經國剩餘任期）。李登輝的參選搭檔為搭檔李元簇（湖南平江人）[61][62]，李元簇出身司法界，早年於中國大陸擔任推事（法官），出任副總統前亦曾任政治大學校長、法務部長等職。李元簇於副總統任內全力輔佐李登輝總統推動憲政改革，包括「萬年國會改選」、「總統直選」等，被認為是臺灣民主化的重要推手之一[63]。
1991年5月，李登輝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開展第一次修憲，制定憲法增修條文，使各中央民意機關得以換屆改選。修憲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改革即快速進入深化階段。日本學者若林正丈認為，「如果以1992年『萬年國會』告終為第一階段；那麼，第二階段是1994年台灣省省長、台北市市長、高雄市市長選舉的實現；第三階段則為1996年總統選舉的實現。」這三階段改革都是在李登輝總統任期內完成的。關於總統選舉的方式，國民黨一度有委任直選之草案（依憲法由直選產生的國民大會選出總統），李登輝後來主張全民直選，但由於國內意見不一，在1992年的國民大會修憲過程中，以上提議並未通過。
1993年，以李登輝為首的本土派系，取得國民黨的領導權，稱為「主流派」。而原先佔據領導地位的國民黨其他派系，主要即以外省人為主的派系，被普遍稱為「非主流派」（部分外省籍、非主流派人士，以新國民黨連線成員為主，日後退出國民黨，另立新黨）。在1994年7月召開的國民大會決定自下屆（第九任總統）開始，實施正副總統直接選舉。
1995年2月28日，李登輝以總統兼國民黨主席身分，公開向二二八事件受難人士道歉，自此各政府單位不再對此事諱而不言，促進各縣市政府為受難者開追悼會、建立紀念碑、紀念公園。3月，立法院提案將2月28日訂定為和平紀念日，平反受難者並建碑紀念；4月李登輝公布之，並在10月開始施行。
外交與國防
[編輯]李登輝在總統任內採取「務實外交」，默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的場合，取代兩蔣時代過去「漢賊不兩立」，並與多個國家建立或恢復邦交，以總統身份成功出訪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印尼、約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美國等無邦交國和南非、巴拿馬等許多邦交國，加強與日本關係，推動「南向政策」增進與東南亞鄰邦友誼，促進中華民國外交空間。
李登輝接任總統後不久便在1989年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訪問新加坡，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被稱呼為「從台灣來的總統」，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對此稱謂「不滿意，但可接受」，這次訪問後要到2015年才由馬英九以總統身份兩度訪問新加坡，到新加坡弔唁李光耀及出席兩岸領導人會面。
中華民國政府也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名義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以中華台北之名加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64]李總統於1995年重返母校康乃爾大學，在歐林講座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說，首次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家定位。[65][66]
李登輝執政時，經國號戰機剛好出爐，也向美國購買150架F-16戰鬥機與愛國者飛彈，向法國購買60架幻象2000戰鬥機與6艘拉法葉級巡防艦。
李登輝提升陳肇敏為上將，出任空軍總司令，而後江國慶案爆發，其主嫌就是陳肇敏，這也引發了不少爭議，使社會各界質疑李登輝識人不明，無法察覺出莠質軍官。
戒急用忍是在1996年9月14日時，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在台灣經營者大會上所提出的對台灣企業界投資中國大陸的主張，強化1987年前行政院長孫運璿所提出的觀點。行政院長蕭萬長亦於1998年強調檢討調整「戒急用忍」政策的前提是「中共消除對我敵意，結束敵對狀態並存，尊重兩岸對等分治，以平等互惠對待我，不再阻擋我方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台商投資權益經過協議獲得確切保障，而且不影響台灣經濟穩定發展」。
1998年，馬英九首次競選臺北市市長時，李登輝助選時曾高喊其為「新台灣人」，助其當選，讓國民黨奪回台北市的執政權。
統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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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獨立場上，在1980年代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於公開場合多次表露要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
1988年2月，他在繼任後的首次記者會上說：「只有一個中國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必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990年10月，李登輝又表示：「中國只有一個，應當統一，也必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能自外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責任，也不應自外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努力」。[67]
1990年3月11日，李登輝應邀出席中華基督教國民大會團契的星期禮拜聚會，稱六年內有機會回大陸。並引述聖經傳道書中所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各樣事物成就，都有時候和定理」，警示中共應當及早醒悟，放棄無神論，站在神的公義，為十一億中國人有個交代。否則亞述王西拿基立和羅馬尼亞的西奧塞古的下場，就是他們不久後的結局。[68][69]
1990年代初期，在南懷瑾的安排下，李登輝派出蘇志誠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派出的楊斯德秘密會談。楊斯德告訴蘇志誠：「中共中央對李登輝先生是肯定的，也希望在他任內解決國家統一問題，這次中央對台工作會議確定將以李先生為談判對手，他們從來沒說李登輝是『台獨』，而他們也在幫李先生工作，凡是有台灣朋友到北京，他們都會告知若一味對本省人排斥，是不會被接受的。」雙方有良好互動後，蘇志誠之後並與汪道涵會談，促成了1992年的辜汪會談。嗣後，蘇志誠還多次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密使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會晤，直到1995年4月因新黨郁慕明的揭發而曝光終止。[70]
1991年，李登輝主持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2006年2月分別被時任總統陳水扁下令以「終止運作、終止適用」的名義撤銷和廢除），在《國統綱領》中，寫有「台灣固爲中國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不過1991年，也漸漸從外交部開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一個政治實體。
1994年發生千島湖事件，李登輝於4月9日抨擊中共政權處理事件的行徑「像土匪一樣」，並指「任何政權都應深切體認『主權在民』的精義，否則必將被覺醒的人民唾棄」。[71][72]
1995年的中華民國國慶，他這樣表示：「四十多年來我們之所以奮鬥不懈，就是要爲將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立下可供遵循的典範」。此外，他也曾在接見美國聯邦眾議員湯姆·坎貝爾二世（Tom Campbell II）的時候，表示「『台獨』只會斷送國家的大好前途，犧牲社會的安定繁榮，這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我們應該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然而他在某些場合的發言，亦開始隱約表達了台灣主體意識。1994年4月，他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當司馬講到「地方的痛楚」時，他說，出生在波士尼亞的人，實在是太不幸了。李登輝對司馬表示，他有不能為波士尼亞盡一份心力的痛楚，生為台灣人，也有過不能為台灣盡一份心力的悲哀。[73]他進一步指出：
李登輝談到他對台灣人的感情時，則這樣表示：
1995年6月，李登輝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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